专家称内地社保缴费率高,希望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
自1月1日起， 国家取消和免征30项涉及企业和居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包括税务发票工本费、企业注册登记费、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等，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105亿元。
据悉，企业注册登记费，以前是按照企业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来征收的，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下按0.08％征收；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，超过部分按0.04％征收。这次免征，开办一家注册资金为100万元的小企业，就可以省掉这笔费用800元。
“这两年，小到二三十元的个体户年检费、登记费，大到几百上千元的企业注册登记费，国家政策是能减的减、能免的免，再加上结构性减税政策，确实在努力为企业减轻负担。”江苏苏州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王先生深有感触地说。
可是，正规的收费减免了，一些不正规甚至违规的收费却大量存在，企业的“费负”仍然很重。
王先生说，每年公司的营业执照都要年检，按照规定企业年检费是50元，但每年办理年检时都要交1000多元。办理人员从来不向企业解释收的是什么费用，只有企业追问才会被告知，“顺带”收取的1000多元是个体私营协会会费。
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，不少地方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都反映，企业年检时有“捆绑”收费现象，一般个体户要缴几百元，私营企业要缴上千元。
“每到年关，都是企业交费花钱最多的时候。”山东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板透露，年底各种名目的检查和会议“扎堆”：查卫生、查账目、入网入会、订报纸、搞培训、开座谈会，哪一项都得掏个几百上千元才能打发。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虽然企业交的很多费用是由社团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收取的，但在这些收费的背后隐约可见权力部门的影子。比如，企业注册、年检时被收取“会费”，交费是在工商所完成的；大货车坏在路上被收取上万元的“天价”拖车费，这拖车公司是交管部门指定的；个体户参加座谈会被收取高额会议费，会议通知是政府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发出的。正是顾虑到权力部门与收费者的种种关系，企业不敢轻言拒绝，交费成了“被自愿”。
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，很多企业感到负担重，是因为税外负担太多。各种形式的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罚款，问题相当严重，小微企业有苦说不出。特别是在一些政府部门的“协助”下,一些市场机构强制向企业收费，收上来的钱并不上缴国库，而是作为会费、咨询费、会议费等自行支配，钱收了多少、用在了什么地方基本上是一笔“糊涂账”。与税相比，这样的“费”更不合理，更容易成为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温床。
“在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的同时，应特别重视、努力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。尤其要严正法纪，打击惩处某些公权单位利用权力向企业变相索贿的腐败违法行为，切实把企业的不合理负担降下来。”贾康强调。
人工成本上涨，企业除了上调工资，还要多缴“五险一金”
“除了乱收费给企业增加的额外负担，企业需要按规定缴纳的‘五险一金’等费用，也让企业承受了很大压力。”浙江杭州一家机床制造企业的总经理表示。
“五险一金”，指的是职工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和公积金，主要是由企业和职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来共同缴纳的。其中，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0%，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%，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8%。
“‘五险一金’加起来，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率超过了4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名职工的工资是4000元，那么企业不仅要付4000元给这位职工，还要为他缴纳1600多元的社保。”这位老总诉苦说，这两年人工成本上涨很快，前几年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也就3000元左右，现在涨到了4000多元。社保缴费多少是与职工工资水平挂钩的，职工工资涨了1000多元，企业为职工支付的社保也涨了好几百元，这个负担真是越背越重。
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指出，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世界上属于比较高的，社保缴费率过高，不仅增加企业的负担，也挤占了员工的劳动报酬。如果我们降低社保缴费，并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，就可以在不影响社保待遇的情况下，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。
正税清费，税收与非税收入不能此消彼长
会不会出现税与费此消彼长，企业负担减不下来？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。
数据显示，2012年前三季度，全国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8．8个百分点，而公共财政中的非税收入却增长了27．1％。在一些地方非税收入中，罚没收入增长较快。
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，罚没的根本目的在于惩罚并制止违法行为，而非增加财政收入。一些地方的罚没收入出现大幅增长，并不是这些地方的企业违法行为突然多了，显然是一些地方把罚款异化成了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。
施正文指出，为了稳定经济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，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。可是，如果减了税却又增了费，企业的负担并没有减轻，那么国家刺激经济的效果就会打折扣。
对于税收而言，从税种设置、征收比例到征收程序，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；但非税收入在征收上规范性明显不足，对征收范围、比例和程序缺乏明确规定，导致征收随意性很大。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税收入征收进行集中检查，对那些明显违法违规的收费，进行一次彻底清理，并尽快将非税收入的征收纳入法制化轨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