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务员养老金“平均主义”不公平？
公务员养老是普通人心中的伤口，现在，一篇名为《民生观：公务员养老，制度并轨不是平均主义》的文章，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。
此文指出，制度统一是改革的方向，但是在养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简单的“一刀切”。以“平均主义”偷换“公平”的概念，将会产生新的不公。文章列举德国、美国等国较普通人优厚的公务员养老，证明公务员养老待遇较普通人为高，是正常现象。何况，目前我国“国考”录取率如此之低，“一般来说，能考上公务员的，文化程度也较高，读书时间长、教育投资大。非要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和蓝领工人水平一样，对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公务员来说，是否也不公平”?
在承认需要改革的大帽子下，坚持的是强盗逻辑。
一些国家公务员养老金较高，是有前提的，第一，有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，其次，在社会财富分配中，政府及其公务员不是资源的主要分配者，也不是财富的主要拥有者，第三，有严格的法律规章，公务员养老金高低并不由权力部门自己说了算，而是经过严格的论证最终通过程序成为大众的意志。
如果我国有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，财政收入与税收没有远超GDP增长，权力部门掌握主要资源配置权，没有千军万马参加“国考”争当公务员，恐怕没有那么多人对公务员的养老金感兴趣。
任何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，公务员的薪酬福利特点就是，饿不着也富不了，与企业主、金融家的收入不能比，担任公务员大多是冲着稳定而非高薪高福利，稳定与高薪就是鱼和熊掌，不可兼得。
公务员的福利体制，不可与社会对成功者的激励机制混为一谈，公务员中有人才，但大多数不可能是人才，以低风险为人生皈依、一杯茶一张报纸的人生，不可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。流传已久的错误观念是，高学历就是人才，因此北大学生卖猪肉激起一片惋惜之声，就像封建时代中举的人不应该从事下里巴人的职业，观念陈腐不堪。人才的衡量，在商界是为社会创造的经济价值，政界是为社会创造的制度价值。守低风险求高回报，社会的激励机制必定扭曲。
我国公共财政体制非常不完善，法律机制不健全，公务员养老体制未经过特定程序获得民意认可，同时权力机构的财富配置权太大，大到让人担心。此时与德国等国家相比，是不合适的。
有学者指出，一些西方国家公务员退休金标准一般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，但是德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最高也不过72%，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低于60%，日本只有50%，而中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却在90%左右，到达一定级别的官员占用绝大部分资源，终身有靠。相比而言，我国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.9%下降到2005年的57.7%，2011年下降到50.3%，现在更是下降到45%左右。
确实，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总体而言高于蓝领工人，但没有个人不缴纳养老金的特权，退休后成为普通人，与所有退休人员一样，享受通彻胀保值贴补。医保也是如此，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，缴纳同样的金额就享受同样的福利，公务员内部有大体公平的待遇，更别说搞出一大堆编外人员供编内人员奴役。
严格的制度堵住了漏洞，制度不会让公务员吃亏，也不可能让公务员成为特权阶层。《文职公务员退休制度》对美国联邦政府中的文职人员的养老、救助和残疾福利进行了规定。公务员的工资中扣除8%(军人为7%)左右的养老摊派金(相当于中国的养老保险金)和1.45%的医疗保险，工作年限不同替代率不同，按照公务员连续三年任职期间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基数，大家无话可说。在经济下行周期、失业率高企之时，美国有不少人羡慕公务员旱涝保收，却没有人对公务员的待遇心生怨恨，原因就是长期形成的不言自明的规则意识。什么人，多少待遇，一清二楚，想发财?别当公务员。
亿万富翁布隆伯克从政担任纽约市长，年薪只能象征性的1美元，而纽约市长的薪水一年不过270万美元。2009年，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摩根大通三大投行的花红接近300亿美元，每位职员拿取25万美元花红，约为去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5倍。
没有公共财政，吃皇粮队伍大幅扩张，吃空饷事件时有耳闻—在权力掌握资源配置的土壤中，抱怨养老金过低，不过是撒娇，担心丧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绸缪。
公务员养老金高不高是伪命题，改革原始而庞大的权力机构，建立现代市场体制，才是百年大计，是基础工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