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高社保缴费标准当三思而后行
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，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日前也表示，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。但新年以来，各地上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的热情却一点未减。据报道，进入2015年以来，全国已有天津、重庆、福建、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。与2014年相比，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。
调整理由无非是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，社保缴费基数标准自然也应当水涨船高。但是，该理由却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。一是我国社保缴费标准已是全球前12位，且其他11个国家都是欧洲高福利国家；二是各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本身存在着虚高问题，企业被平均的现象十分严重。不然，不会有那么多企业的平均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。
不仅如此，近年来，各地为完成财政收入任务，也为了出台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企业、大项目，一般性企业税收负担也在不断加重，收过头税、寅吃卯粮、贷款缴税等现象随处可见，且不合理收费、罚款等也在抬头。企业的税负已经处于全球很高水平，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再不停地提高，属于变相加税，多数企业将无力承受。
不考虑实际经济状况的社保缴费上调，无疑是不合理的，尤其是当下面临经济下行压力，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不是要上调，而是应下调。类似调节社保缴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做法早有先例。例如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，人社部曾经实施了社会保险“五缓四减三补贴”的措施，允许困难中小企业暂缓缴纳或减征社会保险费，以减轻企业负担，稳定就业。目前的经济形势，虽然严峻程度不如2008年，但在这种微妙的关头，给企业增负还是减负，效果将显著不同。
所以，从国家层面，应当尽快拿出改革的措施，下决心把企业和个人社保负担降下去。近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表态，从中央的层面来说，似乎已经释放了改革的信号。可如今一些地方又上调基数，又让公众感觉到，改革信号又变得模糊起来，挫伤了民众对于改革的期待。眼下，政府和民众对于社保减负已形成了共识，这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时机，别再把改革无限期拖下去。
作为地方政府，也不能被动等待改革。而应充分挖掘地方财力，把社保减负改革马上推动起来。去年10月，上海就对社保缴费基数稍微作出下调，使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中的养老、医疗、失业和生育保险费率水平，总体费率下调2.5个百分点。下调后出现的资金缺口，由财政、国资多渠道解决。此次提高社保缴费标准的天津、福建等地，也和上海市一样同属发达地区，为何反其道而行之？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，恐怕将伤害地方的长远发展。
